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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热”的冷思考与余英时的国学论
1个星期前    孔孟之鄉    浏览数:399

海内外华人世界里,当下能够当得起国学大家者,余英时可说是硕果仅存。他不仅曾经师从钱穆,更在老师教授之处独立思索,别开生面,取得少有人能与其匹敌的学术成就;更为特别之处是他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全面把握,并将中西打通贯融,使自己能够站在人类进步的前沿,回望、梳理、扬弃,给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一个科学与确实的阐释。

他的著作,虽有不能在大陆出版者,但其大部分著述都已在大陆风行。最近读他的《人文•民主•思想》一本小薄书,虽然只收入了四篇文章——《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国学”与人文研究》、《人文与民主》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综述:中国思想史上四次突破》——却有着丰博的容量与不同流俗的观点,对于当下中国的国学热或曰传统文化热有着难得的校正与拨乱的意义。

余先生首先肯定“中国文化形成清楚的轮廓是在孔子时代”,世界这个时代还同时产生了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腊的文化,它们被统称为“转轴时代”,其特征是“精神的觉醒或‘突破’”,要有“必要的超越观点,从而检视并质疑现实世界”( 《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在这里,我体会余先生所说的“超越”,是对形而下现实世界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索、分析与总结;而这种超越的主要内容,便是对现实世界的检视与质疑。

中国当下所谓的“国学热”,以亦步亦趋复述得不成样子的形式,而其实质,正好背离了这种这种对于现实世界检视与质疑的基本精神。

中国当下“国学热”的另一个误区,就是将人权问题排除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甚至听见风就是雨,吠影吠声,作出以国学抗争西学的“爱国”架势和国学优于西学的盲目判断。

余英时先生则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领悟与深透的研究,看到了儒家民本思想中所包涵的人权思想,看到了中西文化在人道的境界里相遇相通的真相。他在《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一文中这样说:“‘人权’这个观念正如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那我们也大可宣称,虽无西方的术语,儒家思想已有‘人权’的概念。在《论语》、《孟子》和其它儒家经典中,都载明了承认普通人道和尊重人的尊严。”

他进而在《“国学”与人文研究》一文里,对于清末至“五四”,“五四”至1949年两个阶段的国学研究,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国学研究越是深入,越应中、西会融,而不是如当下“国学热”所走的与西方思想与学术的对立与隔阂之途。他说:“前后两期国学研究都寻求如何打通中国原有学术系统和西方现代学术系统之间的隔阂。”他还以很有说服力的王国维为例,说明打通中西隔阂的必要:王国维在第一期国故研究中成绩“最为出类拔萃”,之所以如此,则与王国维“足足有六七年的时间浸润在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之中……代表了西学在中国的最高水平”有直接的关系。王国维本人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他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

关于民主,这是现代化社会一个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五四”的两个口号,就是科学与民主,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不讲通这一点,或者采取遮掩与对抗的态度,也只能使所谓的“国学”与“传统文化”走入死胡同。余英时先生是怎样论说的呢?“民主需要有文化的背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帮助民主观念在中国传布、慢慢使大家接受的一个重要动力”(《人文与民主》)。同时,余先生还将民主看作“一种生活方式或文化形态”,并且在人文主义的层面上,看到了中、西相通相融之处:“儒家虽取‘民本’而非‘民主’的立场,也和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殊途同归。”(同上)

中国现在的“国学热”还有一个歧途,就是一说“国学”便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时的思想与文化遗存,而忽略了其后学人们的创造与“突破”,而余英时先生将其列为四个“哲学的突破”。

诸子百家时代当然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开端,余先生发现了“士阶层”的起源及在春秋战国时的流变,而诸子百家则是士阶层中的“创造的少数”,“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在这场精神觉醒的运动中,诸子百家们“开始以个人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在这种“哲学的突破”中,“‘心学’取代了‘神学’,中国思想的一项主要特色由此奠定”。第二次突破发生在汉末,以至延续到魏晋南北朝的士者精神与思想的突破,战国的游士已变为“士大夫”,“更重要的是士的个体自觉……即发现自己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并充分发挥个性,表现内心的真实感受……思想上转向老、庄,而且扩张到精神的一切方面”。这第二个突破期,说得通俗些,便是个性的解放与精神的自由。第三次突破发生在唐宋之际,士阶层的贵族出身变为从民出(民的农工商),而且地位有明显的变化,“他们已自认为政治主体,不仅是文化主体或道德主体而已”。中国思想史上的第四次重大的突破,余先生说“我断定是十六世纪即王阳明时代(1472——1529)”。这一次突破有着非常的意义,在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总理想地照耀下,有几项重大的变化为以前所未有。比如士商身份的互交与模糊,比如“行道”不再寄希望于皇帝,而是“向社会投诉,对下层老百姓说法,掀起一个由下而上的社会改造运动”,亦即“觉民行道”(以上《中国思想史研究综述:中国思想史上四次突破》)。

这样看来,面对“国学热”、“中国传统文化热”,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跟风,不盲从,要冷静地选择一个独立的立场。


责任编辑: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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