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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地区的思想学说—— 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上)
张留见    2个月前    《河洛文化论衡》    浏览数:9342

理学号称“程朱理学”,“程”指北宋程颢、程颐兄弟,“朱”指南宋朱熹。在二程之前,北宋理学处在酝酿生发过程中。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开创者,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继承《易传》和道家理论,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以及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哲学范畴。邵雍撰写了《皇极经世》,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宇宙观。他认为历史是按照定数演化的,他以先天易数等概念推算天地的演化和历史的循环,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他重新排列《周易》的六十四卦,为理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张载严格区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表达了理学的基本宗旨和精神,开创了理学中的“气学”一派,是理学中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到二程这里,他们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其核心是“仁”,是修养的最高境界。他们将忠、孝、节、义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提出“理”或“道”的概念,作为自己全部学说的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

一、二程的哲学思想核心——理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号明道;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祖籍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后迁居洛阳。因长期在洛阳讲学,其学说又创立于洛阳,所以被称为洛学。他们提出“理”或“道”的概念,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因而被称为“理学”或“道学”。程颢曾说自己的学说虽有所受,但是“天理”二字,却是自己独自体会出来的。他把“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对自然、社会、人生诸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回答。

理学的形成,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对程颢的学术思想做出如下的论述:“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即周敦颐)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张载也是这样,他的学生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说:张载读《中庸》,“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嘉祐(1056~1063)初,见洛阳程伯谆、正叔昆弟(程颢、程颐)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异学,谆如也”。理学还从佛教禅宗那里引进静坐,作为自我修养的重要方法。

北宋初期,胡瑗、孙复、石介三人强调义理,重视“性与天道”的研究,倡导“明体达用”和“尊王”之学,为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被称为理学之先驱。宋初三先生以经学起家,对孔孟之道、对儒学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特别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使二程受到启迪。石介说:“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无之,天下必乱。如粟米不可一日少,少则人饥;如布帛不可一日乏,乏则人冻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朋友也,长幼也。天下不可一日无君臣,不可一日无父子,不可一日无夫妇,不可一日无朋友,不可一日无长幼。万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废者,孔子之道也。这里说三纲不可以须臾离。二程把这一普遍性形式作更进一步的抽象化,使其升华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即达到所谓的“理”或“大理”的境界。石介所论文与道的关系,自性而诚,自诚而识,这种先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也是程氏兄弟经常运用的一种思维方法。程氏理学从石介这里受到不小的启示和影响。

司马光有关《中庸》的哲学思想对二程理学也有着直接影响。在宋代士大大中,司马光率先对《中庸》做出系统阐释,特别是对“人心”“道心”的区分,提醒人们治心的重要,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以《中庸》作为孔门独传心法的二程影响尤大。程颢评论道:“君实(司马光)常患思虑纷乱,有时中夜而作,达旦不寐,可谓良自苦。……其后告人曰:‘近得一术,常以中为念。’则又是为中所乱。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于名言之中,捡得一个好字。”中庸之道自孔子以后,被从中和的概念上予以把握,司马光以“中”的概念来解释“心”的思虑纷纷,司马光把心区分为人心和道心,以道心克服人心所兴起的一切私欲,为二程所继承,成为二程哲学的再一来源。另外,张载、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思想对洛学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程氏兄弟承认客观物质的存在,认为世界是无限的。“‘范围天地之化。’天本廓然无穷,但人以目力所及,见其寒署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规模,以窥测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体有如城郭之类,都盛其气。假使言日升降于三万里,不可道三万里外更无物。二程不仅把“天地”即宇宙看成是无限的,而且认为在天地之间“都盛其气”,充满了物质。对于宇宙之构成,二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陨石无种,种于气。麟亦无种,亦气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滨露出沙滩,便有百虫禽兽草木无种而生,此犹是人所见。”“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更何复资于既毙之形,既返之气,以为造化?……气则自然生。人气之生,生于真元。天之气,亦自然生生不穷。”“真元之气,气之所由生,不与外气相杂,但以外气涵养而已。……人居天地气中,与鱼在水无异,至于饮食之养,皆是外气涵养之道。“万物之始,皆气化;既形,然后以形相禅,有形化;形化长,则气化渐消。程氏兄弟认为宇宙间是由气充实起来的,宇宙间的天、地、人以及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由“气化”而成,在其“气化”之后变成“形”,使自己“气化”所得之“形”逐渐保存下来。尽管程氏兄弟的这些认识今天看来不太科学,但他们所思考的和所认识的是“物”,而不是其他神秘的东西。程氏兄弟虽然认为天地人等万物都是由“气化”而来,但如果追问一句,“气化”的万物又是自何而来,亦即万物的本源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程颢程颐回答道:“道则自然生万物。……道则自然生生不息。那么,“道”又是什么事物呢?“‘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如一阖一辟谓之变。“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

二程认为,形而上者是抽象的道,程颐以“太虚”名之,形而下者是物,道与物的关系是,阴阳是物,但道并不是物。尽管如此,道却离不开物,即与物结合着,但阴阳之所以成为物,则是由道的作用,所以程颐说“所以阴阳”是由于“道”的作用。由此可见,程氏兄弟虽然认为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都是由物质的“气化”而成,但宇宙万事万物则是由“道”生成的,道生息不已。宇宙万物的本源即“道”,“道”是最根本的本体,而宇宙万物则是由“道”派生出来的。“道”先于物,由于“道”不能离开物,所以“道”也就充塞于天地之间。“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在二程思想体系中,所谓的“道”,亦即是“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天命犹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则谓之命,命者造化之谓也。

理亦即道,天命亦即天道、天理。在二程思想体系中对“理”的论说尤多,“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佗原无少欠,百理具备。”“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备,原无少欠。……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动来,因不动,故言寂然,虽不动,感便通,感非自外也。”“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虽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铺放著,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来依旧。

在二程心目中,理永恒地存在,“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时理永恒不变,尧虽然尽君道,但理也没有添多少,舜虽然存孝道,但道也没有添多少,理是“百理俱在,平铺放著”,没有任何神秘,充塞于天地之间,寓存于日常生活之中。这就是程氏兄弟所建立起来的“理”王国。在二程对“理”的论述中,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道”固然是理,性、命、仁义也都是理,亦即天理。二是理只有一个,“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但对每一具体事物而言,一物则有一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

理,抽象的理,与具体的事物之理,是一个东西,这在理学中即称谓“理一分殊”。

二、程颢、程颐的认识论

程颢、程颐通过哪些环节来显现自己的认识路线?

颢把理看作为一种自然的趋势。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之道也。……亦无始,亦无终;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处有,亦无无处无。”“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服牛乘马,皆因其性而为之,胡不乘牛而服马乎?理之所不可。

就程氏思想系统而言,他们所说的“道”,亦即是理,程颢有时还说“天”即是理。道是自然而然的,天地万物之间阴阳、善恶、长短等的对立也是自然而然的。根据万物自然趋势,亦即自然之理,程颢做出这样的结论:道循万物自然之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因自然之势而为之。

程颢与程颐在形上形下间的关系上,亦即对道与器的关系的认识上有所不同。程颢并不强调形上、形下亦即道与器之间的区别,说:“《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

程颢认为“器亦道,道亦器”,直接地表明理与器是结合着的,不是截然分开的;而程颐所讲的道或理则可以脱离器作为一个实体而单独存在。

①[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伊川先生文(七)·明道先生行状》,第6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北宋]吕大临著、陈俊民辑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586—5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北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八《辨私》,第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第25页。

⑤《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第148页。

⑥《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第161页、148页、165—166页。

⑦《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五,第79页。

⑧《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第149页。

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三,第67页。

⑩《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第162页。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四,第73页。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第274页。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第31页、43页、34页。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第38页、30页。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第193页。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第135页。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第121页、123页、127页。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第118页。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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